《毛澤東與蔣介石》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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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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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蔣介石》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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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蔣介石》讀後感

 年紀大了,對歷史的興趣也越來越大。一直都很奇怪,平常看的歷史書或電影電視中的蔣介石都是很沒用,為何一個這麼沒用的人居然可以統治中國及國民黨這麼久,他到底是如何爬到那個位置的呢?中學時代要找這方面的書可不容易,又不懂去政府圖書館借書。早幾年還在國內專門買了一套蔣介石的書,看到中途又放棄。幾年前去台灣,還專門去書店找一下歷史教科書,看看另一邊是如何描述兩黨之爭的,可惜事與願違。早一排到圖書館,看到這本書,首先感興趣的是台灣出版的,希望它能中立一點;第二感興趣的是可以瞭解一下兩位對中國近代有極大影嚮的人物。

 這套書分上下兩冊,上冊的前半主要講毛澤東與蔣介石崛起,還是比較精彩,後面主要是兩黨之爭,這也難怪,那二人之爭,當然離不開兩黨之爭,作為了解一下當年歷史也是不錯的。但越看,筆調越熟口熟面,原來作者似乎是大陸那邊的。有一點失望,本來想看看台灣那邊是如何描述兩黨之爭的,看來要再找機會了。

 不是太多人對那兩黨有興趣,下面我就精縮一下這本書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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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如何做到國民黨最高領袖

 蔣介石得以出人頭地,成為真正的「大將軍」,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著3次關鍵性的機遇,而且這3次機遇是連環機遇,即前一次為後一次留下了伏線:

 第1次是1906年,19歲的他正在奉化龍津中學學習,得以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在日本,他結識了正在警監學校學習的陳其美(陳果夫、陳果夫的叔父),並由陳其美介紹,於1908年加人同盟會。他與陳其美、黃郛3人結為異姓兄弟。陳其美歸國後,出任滬軍都督、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團團長。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於陳其美的關係,蔣介石投奔孫中山----1914年,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前身)成立,孫中山任總理,陳其美為總務部長。兩年後,陳其美在滬被刺身死,蔣介石投奔孫中山。1918年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雖說蔣介石曾一度因沒有實權而向孫中山辭職,回到上海醉心於做證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還是應孫中山之召赴桂林,參與籌備北伐。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轟廣州孫中山總統府,孫中山函電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趕赴廣州,登上孫中山座艦永豐艦,協助孫中山反擊陳炯明。蔣介石侍立孫中山左右,與他共患難,同生死,並於8月10日護送孫中山離粵返滬。蔣介石又及時利用這一機遇,寫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請孫中山作序。於是,蔣介石聲譽鵲起,被孫中山任命為大本營參謀長。

 第3次,孫中山命他蔣介石籌建黃埔軍校。當時的蔣介石並未完全意識到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這第3次機遇,正是永豐艦上那難忘的日日夜夜,使孫中山產生了對蔣介石的信任感。


孫中山病逝後

 1925年,孫中山病逝,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

 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五十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湧。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此男子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國民黨內左派領袖。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政治、軍事、員警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內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為許崇智僚屬。於是,八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於是,九月十九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人”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四巨頭”少了三個,剩下汪精衛,汪精衛跟蔣介石面和心不和,爭權奪利日烈。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三月六日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形成了“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共同主黨”的“蔣汪體制”。

 然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陣突然響起的槍聲,擊碎了勉強維持了三年多的“蔣汪體制”

 那天,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議按照預定的程式,一步接一步進行著:清早七時,全體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上午九時,會議在中央党部禮堂開幕,由汪精衛作報告。汪精衛的報告不過二十來分鐘。報告畢,一百多名中委走出禮堂,在門口拍照留念。中委們分成五排,前排坐,後排站。前排正中的兩把椅子,理所當然是留給蔣介石、汪精衛坐的。汪精衛已經坐定,而蔣介石的位子卻空著。等了一會兒,說蔣介石有事,不來拍照了。於是,九時三十五分,一陣喀嚓聲之後,攝影完畢。就在中委們回身朝禮堂走去時,在記者群中忽地發出“打倒賣國賊”的呼喊,緊接著連響三槍,均命中汪精衛:一槍中左臂,一槍中左頰,一槍中背部肋骨。

 此事乃爆炸性新聞,馬上被各報刊以醒目地位加以報導,標上“中央震驚”、“舉國震驚”之類大字標題。議論如沸,蔣介石一時成了猜疑的中心。蔣汪之間,早已面和心不和,難怪別人會說是蔣介石殺汪!不過,也有明顯的令人費解之處:蔣如要殺汪,何必當著全體中委的面殺他?其實,那天蔣介石見現場頗亂,張學良、閻錫山及西南的一些地方實力派都帶馬弁二名,記者又那麼多,生怕出事,便坐在休息廳裏,不願去拍照。汪精衛見蔣介石沒有下來,特地去請他。

 蔣介石對汪精衛道:“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希望你也不要出場。”汪精衛聞言,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

 事情果真被蔣介石料中。汪精衛一去,便倒在血泊中!殺手究竟是誰?當場被汪精衛衛士擊倒的,是晨光通訊社記者,叫孫鳳鳴。原本是十九路軍的一名排長。他受傷頗重,送入醫院已是垂危了。他斷斷續續地說:“我是一個老粗,不懂得什麼黨派和主義,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雖然孫鳳鳴被列為“要犯”,蔣介石下令全力搶救,以查清此案,憲兵司令谷正倫守在他的床前,但孫鳳鳴只說那麼幾句話,再不願說什麼,於翌晨死去。

 此案驚天動地,自然要深究細查。後來,才弄明白,只是孫鳳鳴、華克之、張玉華、賀坡光這四位青年策劃的,並無大人物指使。孫鳳鳴要刺殺的,原本是蔣介石。他們認為,蔣介石對日軍步步退讓,只有殺了蔣介石才能拯救中華民族。誰知蔣介石詭詐多疑,那天不下來參加攝影,孫鳳鳴便把子彈射向了汪精衛。

 這四位青年中的華克之,後來奔往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潘漢年手下的秘密工作者。

 那四位小人物,刺殺汪精衛。雖說汪精衛未死,然而重傷使他不得不暫離政壇,出國治療。誠如一九二五年廖仲愷被刺,成了蔣介石晉升、奪權的絕好機會;這一回,汪精衛被刺又成了蔣介石獨攬大權的絕好機會——雖說刺廖和刺汪,確實與蔣介石無關。刺客的子彈射向蔣介石的政敵,理所當然給蔣介石幫了大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則召開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副主席——主席雖是胡漢民,但受蔣排擠而在國外。蔣介石又兼任了原先由汪精衛擔任的行政院長。這樣,“蔣汪體制”——“蔣主軍、汪主政,蔣、汪共同主黨”的局面,從此畫上句號,蔣介石也就從此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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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和毛澤東是同時代人:

 蔣介石長毛澤東六歲,早毛澤東一年去世,蔣介石活了八十八歲,毛澤東活了八十三歲。其中,有八十二年,他倆同存於世。論個性、氣質,他倆截然不同。

 蔣介石軍人氣質,每日清晨即起,操練一番。他以《俾斯麥傳》、《曾胡治兵語錄》、《曾文正公家書》為三件寶,不時誦讀。蔣介石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只喝白開水。喜食海鮮、鹹菜燒黃魚、紹興黴乾菜。

 毛澤東則詩人氣質,擅詩詞,喜狂草。他晝夜顛倒,每日晏起。他手不釋卷,一部《資治通鑒》不知讀了多少遍,從歷代治亂興邦之道中汲取教益。毛澤東只能喝葡萄酒,但嗜煙如命,且喜濃茶、尖椒,常以紅燒肉“補腦子”。


他倆有著相近的政治經歷:

 一九二四年,蔣介石出任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設在廣州黃埔,世稱“黃埔軍校”)校長,日漸在軍中發展勢力,掌握軍權。從軍事委員會委員,進而成為國民革命軍總監,以至總司令,他一生視軍隊為命根子。

 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秋在湖南發動秋收起義,出任前敵委員會書記。不久他和朱德會師於江西井岡山,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朱德為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以這“朱毛紅軍”跟蔣介石對抗。

 毛澤東的名言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曾說,蔣介石“看軍隊如生命”,“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毛澤東笑謂,軍隊對於蔣介石,如同“大觀園裏賈寶玉的命根是系在頸上的一塊石頭”。毛澤東稱,“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一點上,蔣介石是“我們的先生”。毛澤東又說,“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毛澤東以為,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美國總統尼克森的朋友。尼克森曾這樣比較兩人之間的異同:“這也許是巧合,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是東方人。毛僅出國兩次,一九四九年一次,另一次在一九五七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晤的。蔣也僅僅離開過亞洲兩次,一九二三年去過莫斯科一次,一九四三年作為四強之一到過埃及參加開羅會議。兩人不時擺脫日常政務,長時間深居簡出。毛利用這段時間作詩;而蔣則在山間散步,吟誦古詩。

 毛反對父親的專制和整個社會制度;蔣反對清朝的腐敗以及對外屈膝,順便一提,他反叛的象徵姿態——剪掉辮子——比毛早七年。


他倆的婚戀之路,也頗相似:

 蔣介石先是由母親王采玉作主,在十四歲時娶了比他大五歲的毛馥梅(後來因馥字難認,鄉下人稱她為毛福梅)為妻。此後他在上海,又先後與江蘇吳縣人氏姚怡誠以及蘇州姑娘陳潔如同居。最後,他與宋美齡結為政治夫妻,人們取了蔣中正之“中”字,與宋美齡之“美”字,戲呼他們的婚姻為“中美聯姻”,一語道出個中奧秘。

 毛澤東亦有四次婚姻。也是在十四歲那年,也是由父母作主,娶了大他四歲的羅氏,但他從未和她生活在一起。此後他有三次婚姻,妻子分別是楊開慧、賀子珍、江青。


雙方曾激烈地對罵著:

 蔣介石罵毛澤東是“毛匪”,還有“赤匪”、“共匪”、“奸黨”、“奸軍”之類;毛澤東則罵蔣介石為“獨夫民賊”、“人民公敵”、“頭號戰犯”、“蔣匪”、“運輸大隊長”,那辭彙似乎比蔣介石的更豐富些。

 不過,兩位主帥居然也有笑臉相迎、握手言歡之時。在重慶,海量都淺的兩位主帥居然都高高舉起盛著通紅葡萄酒的高腳玻璃杯,互稱“毛先生”、“蔣先生”。在那山城和談的日子裏,毛澤東得知蔣介石不僅自己不抽煙,亦不喜歡別人在他面前抽煙。蔣介石的朋友之中雖不乏“癮君子”,但進見他之前總要漱口,以免說話時那煙味使他不悅。毛澤東雖然不至於去漱口,但尊重蔣介石,在他面前不抽煙。這一小細節,使蔣介石大為感動。

 毛澤東擅長戲談。一位國民黨方面的記者問他對蔣介石的印象如何,他答曰:“蔣乃草字頭下面寫個‘將’,‘草頭將軍’也!”重慶談判一年之後——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在延安訪問毛澤東,又問及他對蔣介石的印象。毛澤東只用六個字作答:“蔣介石——紙老虎!”果真,毛澤東以三年時間,橫掃中國,戰勝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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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完勝毛澤東的一回

 一位二十四歲的來自上海的姑娘,頻頻為客人勸酒。她,便是前文已經提及的江青。她在這一天和毛澤東結婚了! 宋美齡比蔣介石小十歲。江青比毛澤東小二十一歲。

 一種奇特的巧合,為蔣、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 都有“約法三章”!

 蔣、宋結合時的“約法三章”,是宋美齡提出的。據云:
 一、蔣介石必須信奉上帝,受洗成為基督徒;因宋美齡是虔誠的教徒,兩人必須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齡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並多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奮鬥。
 三、宋美齡不擔任政府公職,不參加正式的高階層決策會議,她只願以蔣介石私人秘書的身份,對外從事政治活動。

 關於蔣、宋的“約法三章”,所傳版本甚多。以上據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所印《蔣家三代的羅曼史》一書。


 毛澤東和江青的“約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澤東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卻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約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約法三章”的內容也互有出入。

 據筆者看來,前些日子由臺灣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約法三章”,倒是比較可信。據云,臺灣方面的資料來源是王若飛的一個筆記本。那是國民黨軍隊攻下延安時,繳獲一批中共檔,內中有王若飛的一個筆記本。王若飛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他的筆記本上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毛、江結合“約法三章”的決定,是可能的。王若飛所記“約法三章”,全文如下:
 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蔣、宋的“約法三章”和毛、江的“約法三章”,不約而同都提到了婚後夫人的政治生活問題: 宋美齡主動提出,她不擔任政府公職,只擔負蔣介石的秘書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這麼說,後來也這麼做;江青則不同,由政治局對她作出了嚴格的限制,二十年內不許她問政。這不同的“約法”,當然由於宋、江兩人的身世、閱歷、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齡出身名門,家庭豪富,姐姐宋慶齡又是孫中山夫人。宋美齡受過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語。雖說此前宋美齡有過戀愛經歷,但從未婚嫁。

 江青則不然。她出身微賤,小學文化,又有過多次婚變----二十四歲的她,已經嫁過三個男人,即俞啟威( 黃敬) 、唐納( 馬驥良) 、章瑉( 謝興) ,而毛澤東則成了她的第四個丈夫。然而,她卻是一個能幹、富有心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沒有什麼背景,全然靠著個人奮鬥,從一個山東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劇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歲便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又主動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澤東作為“進攻”目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正是知道江青是個參政慾很強的女人,又有著多次婚變以及被捕入獄、失去組織關係的複雜歷史,所以對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後來的事實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江青的“約法”,是富有預見性的!

 宋美齡和江青都屬“女強人”,只是一個雅,一個“野”。她們都對丈夫的事業、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影響。不過,宋美齡乃“明媒正娶”,蔣、宋的婚禮在上海豪華的大華飯店舉行,上千人出席。婚後,宋美齡便以蔣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躍於各種公眾場合。宋美齡在西安事變中,第一次顯示了她的政治才幹,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江青則不然。她和毛澤東的結合,是在悄悄中進行。沒有正兒八經的婚禮。徐明清所參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連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說穿! 正因為這樣,江青最初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日子是靜悄悄的,“鎖在雲霧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這才終於“露崢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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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秩老人張學良回首話當年


 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十日,隨著日本NHK電視臺在黃金時間播出該台在臺北獨家採錄的專題片《張學良現在開口訴說》和《張學良:我的中國和日本》,八十九歲高齡的張學良再度成為新聞人物。

 這位歷史老人,回首往事,坦然說出了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

 張學良透露了自己生日的秘密:前些天,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臺北圓山飯店,臺灣八十位國民黨黨政要員為慶賀他九秩大壽(虛齡),舉行儀式。這實際上是為他平反。新聞傳媒廣為報導,轟動海內外。然而,那一天並非他真正的生日!

 張學良真正的生日,是光緒二十七年辛醜陰曆四月十七日。在一九二八年,陰曆四月十七日,是西曆六月四日。恰恰在這一天,皇姑屯一聲猛烈的爆炸,他父親張作霖的專列被日軍炸毀,“大帥”死於非命。“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張學良說道,“從此,真的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過生日,因為這會使我想起父親。”

 日軍殺父之仇,深深埋在他的心中。即便過了半個多世紀,他首次打破緘默,也選擇了日本電視記者,以便通過日本傳媒,使日本年輕一代知道歷史的真相。他在接受採訪,一開始便說起自己的“生日之謎”,道出了那段血的歷史。

 張學良又說及了日軍當年侵佔東北三省。他說:“家仇國難集於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正因為這樣,他是非常堅決的抗日派。

 張學良憶及,父親被炸死之前,日本政府曾派出特使、“中國通”林權助前來遊說,希望他倒向日本。

 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沒替我想到。”林權助很驚訝,他說哪件事情沒替你想到?他說:“我是個中國人呀!”

 於是,張學良下令東北易幟,掛起青天白日旗。張學良回憶道:“只用三天工夫,被服廠就把青天白日旗做好。我當時要求是很嚴的,下令做什麼,必須要做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通電東北易幟。十二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從此,張學良開始了跟蔣介石的合作。張學良說:“我和蔣先生個人關係非常好,他死時我去看過他。我和他的關係可以用兩句話說明……”

 說著,張學良拿過一張紙,把這兩句話寫了下來:“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敵。”

 張學良對他與蔣介石的政見之爭,作了說明:“我同蔣總統存在政見之爭,就是蔣總統主要是安內攘外,我就主張攘外安內,就是攘外就能安內,那麼蔣總統說先安內,以後再攘外。從開始我們兩人就存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但沒有後來這麼尖銳。”

 張學良也就談及了關於共產黨問題。

 他說:“我根本就不願意‘剿共’。東北軍想回家鄉是主題。他們要同日本人打。他們不願意同共產黨作戰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戰。當時,中國抗日情緒高,政府不想抗日,共產黨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他說自己堅決反對內戰:“當時根本不願和共產黨打仗。實實在在地不願意。”

 九秩老人張學良回首話當年,他對日本NHK 電視記者所說的對日本、對蔣介石、對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說清楚了他當年下達扣押蔣介石命令時的動機。當然,他也僅僅是下令扣蔣,而非殺蔣——如他所言,就個人感情來說,他和蔣介石“情同骨肉”。

 當年,“三國四方”:日本,國民黨的中華民國,中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中華民國之中又有蔣介石一方,張學良、楊虎城另一方。張學良說清了他處於“三國四方”之中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就理清了歷史的思路……

“先禮”不成,這才“後兵”

 張學良說及他和蔣介石的“政見之爭”,從一開始就存在,“但沒有後來這麼尖銳”。臨潼扣蔣,是“尖銳”到了無法解決才斷然發動的。這“尖銳”,是一步步加劇的。

 “先禮後兵”。在“兵諫”之前,張學良對蔣介石進行了一次次“言諫”。

 當蔣介石在洛陽“避壽”的那些日子裏,張學良曾對他訴說心中的痛楚:“我遭國難家仇,卻受國人唾駡為‘不抵抗將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部下,處此環境,
有何面目……”

 張學良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蔣介石大為不悅,說道:“紅軍已成強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內不難徹底消滅。安內之後便可攘外。”

 張學良又與閻錫山一起,勸起蔣介石來。蔣介石益發不悅,斥道:“是我服從你們,還是你們服從我?”

 於是,蔣介石在洛陽空軍分校訓話時,不點名地訓斥起來:“有人想聯共。任何想與共產黨聯合的人都比殷汝耕還不如!”

 殷汝耕何許人?早年倒是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與日本特務土肥原勾結,成為大漢奸,策劃在華北五省成立親日“自治政府”。蔣介石警告張學良,你要聯共的話,比大漢奸都不如!

 蔣介石咄咄逼人。他知道東北軍、西北軍不願“剿共”,十二月六日,他在華清池行轅召見張、楊,向他們攤牌了。

 蔣介石毫不含糊地說:“無論如何,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

 蔣介石提出兩個方案,讓張、楊抉擇:第一方案,服從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向陝北前線,進攻紅軍;第二方案,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至福建,十七路軍調至安徽,讓出陝甘兩省,由中央軍“進剿”。

 這兩個方案,顯然都是張、楊所難於接受的。蔣介石把張、楊逼上梁山了!

 抱著一線希望,張學良於翌日上午再赴華清池行轅,向蔣介石面諫。

 張學良此時,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直陳己見,直抒胸臆:“日寇侵略我國,貪得無厭,繼東北淪陷之後,華北已名存實亡。最近,日偽軍又大舉進犯綏遠(引者注:當時的省名。自一九二八年設綏遠省,一九五四年撤銷。轄內蒙古的一些地區,包括呼和浩特、包頭等市),進一步窺視我西北。國家民族的存亡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不足以救國。繼續剿共,斷非出路。”“當今是抗日第一,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就能統一。東北軍抗日情緒很高,不可壓制。”

 蔣介石聽罷,寸步不讓,針尖對麥芒一般,加以反駁:“你明白共產黨,你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是共產黨。”“今天確是到了剿滅共產黨的時候了。你不主張剿,而主張聯,簡直是反動。”

 最後,蔣介石說出了最為強硬的話:“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畫也不能改變!”

 聽了蔣介石這句話,張學良知道“言諫”已經不再有什麼效果。

 隨後,楊虎城亦到,又對蔣介石勸說了一番。蔣介石也毫不客氣地對楊虎城說:“你是本党老同志,要知道我們跟共產黨勢不兩立,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紅軍已成流竄之眾,我決心用兵!我有把握消滅紅軍!十七路軍中若有不主張剿匪而主張抗日的軍官,你放手撤換,我都批准。”

 到了這地步,張、楊心中明白,苦勸是勸不動蔣介石的。就在這一天----十二月七日,張、楊定下了實行“兵諫”的決心。

 據孫銘九回憶,使張、楊下定“兵諫”決心的,還有一封密電,那是十二月初,張學良部將王化一從武昌發來的。他說,據何成浚(當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密告,何赴洛陽見蔣介石時,曾在蔣介石侍衛長錢大鈞的辦公桌上,見到一份擬好的電報稿,內容是調東北軍到蘇皖,然後調到福建去,使之與共產黨及楊虎城分離開。王化一請張學良有所準備。

 這一密電內容,在張、楊十二月六日與蔣介石的談話中,得到證實,表明蔣介石早已在安排處置東北軍。就在這柴已佈滿之際,蔣介石反倒自己點了一把火!

 另一逼迫張、楊總攤牌的舉措,是蔣介石決定於十二月十二日頒佈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張、楊如不服從總攻擊令,便以違反軍令處置。

 蔣介石的憲兵團和陝西省警察局已在暗中列出了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中共及親共人員名單,只待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下達,馬上著手逮捕。

 雙方的箭都已在弦上。終於,十二月十二日淩晨,華清池響起了急驟的槍聲。

 劉鼎的回憶跟張學良與日本記者的談話完全一致。劉鼎是在十二日淩晨零時,當張學良主動把緊急行動的消息告訴他,他才得知——西安事變確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主動發起的。中共雖然在此前跟他們有過多次秘密談判,但那是為了結束內戰、一致抗日,而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全然是張、楊自己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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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

 年僅三十五歲的“西北剿總”副司令張學良,眾所周知,是“東北王”張作霖之長子。東北是他的老家。他的軍隊,人稱“奉軍”,又稱東北軍。“奉”,是由於當時瀋陽稱“奉天”。張學良與日軍有著切齒之仇: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清晨,瀋陽西北皇姑屯車站附近的南滿鐵路吊橋,突然發生大爆炸,炸毀正從橋上駛過的一列火車。車上坐的正是張作霖。他被炸成重傷,急急送回瀋陽,當天上午九時三十分斷氣。那炸藥,是日軍埋的。這殺父之仇,使張學良與日軍勢不兩立。緊接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九一八事變”,日軍突然襲擊,一夜之間攻陷了瀋陽。用了四個月零十八天,日軍全部侵吞了東北三省。張學良失去了老家,東北軍被迫“流浪”……

 然而,當毛澤東率紅軍抵達陝北,用蔣介石的話來說亦即“匪主力竄至甘川陝邊境”,蔣介石下了一著“妙棋”:把張學良的東北軍這顆“大棋子”,移至西北,並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張學良並非蔣介石嫡系。蔣介石用東北軍打紅軍,既可削弱東北軍,又可消耗紅軍,可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張學良明知是計,無奈迫於蔣介石軍令,不得不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率十三萬東北軍開入潼關,坐鎮西安……

 毛澤東深知張學良的心態。明裏,中共那時把張學良跟蔣介石相提並論,罵為“賣國賊”。然而,暗裏,毛澤東頻頻派出密使,前往西安城裏。

 周恩來說明了中共的立場: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安內”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針鋒相對地提出“抗日反蔣”。

 周恩來說:“願聞張將軍意見。”

 張學良直率陳言。他認為紅軍是“真抗日”的隊伍,這毋庸置疑。蔣介石呢?據他觀察,蔣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蔣”這口號不利於團結抗日。

 張學良說明了自己的理由: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又是國民黨的主流派。如果反蔣,勢必拋棄了國內最大的一支力量。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這固然是錯的,但蔣介石並未降日。蔣介石現正在歧路上。

 張學良說:“在國民黨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蔣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緒和領導能力,故寄希望於蔣介石抗日。但是,蔣介石左右也有很多親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決心,而且處於極度矛盾之中。我主張,我在裏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蔣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辭職另幹!”


楊虎城

 楊虎城,陝西蒲城人氏。楊虎城在一九二四年加入國民黨,旋任國民軍第三師師長。一九二九年投歸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四師師長。不久,任十七路軍總指揮,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成為陝西權重一時的人物。他的軍隊大多是本地兵,稱“西北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一樣,西北軍也非蔣介石嫡系。

 一九三三年三月,蔣介石派嫡系胡宗南部隊進入甘肅,以鉗制楊虎城。同年六月三日,蔣介石突然宣佈解除楊虎城的陝西省政府主席之職,委派邵力子替代。於是,蔣、楊矛盾日益明顯。自從張學良的東北軍入陝,張、楊兩將軍很快就結為摯友,因為他們都主張抗日,主張聯共,而且又都與蔣介石有著矛盾。

 比起張學良來,楊虎城與中共的關係更深,楊虎城甚至兩次申請過加入中國共產黨……

 早在一九二七年,當楊虎城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路軍總司令時,他的四周便一片“赤色”:軍部秘書長蔣聽松是中共黨員,軍部政治處處長魏野疇是中共黨員,第一師參謀長寇子嚴、第二師政治處處長曹力如也都是中共黨員。他辦了個軍事學校,校長南漢宸也是中共黨員----後來,南漢宸曾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行長、中國銀行董事長。

給了楊虎城以極大影響的,還有一位讓人意想不到的小小女子。她便是前文已經提及的謝葆真。

 據楊拯英告訴筆者,謝葆真原名謝寶珍,西安人,比楊虎城小整整二十歲。

 一九二七年,十四歲的謝葆真剪掉了辮子,換上軍裝,成為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所直轄的前線工作團團員。這個工作團,近似歌舞團。政治部部長乃中共黨員劉伯堅,他早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產黨,擔任旅歐總支部書記。工作團團長乃中共黨員宣俠父,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受劉伯堅、宣俠父影響,小小年紀的謝葆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謝葆真被調往正駐守在安徽省太和縣的楊虎城部隊的政治處宣傳科工作。楊虎城愛上了這位年輕活潑的女性。楊虎城在與南漢宸、魏野疇談話時,好幾次提及,希望能讓謝葆真幫助他讀書學習。南漢宸、魏野疇知道楊虎城所說的“讀書學習”的含義。於是,他們向中共河南省委請示——太和縣在安徽西北部,與河南相鄰,楊虎城部隊中的中共組織當時受中共河南省委領導。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了謝葆真和楊虎城結婚。於是,三十五歲的楊虎城和十五歲的謝葆真,在一九二八年春節前夕步入太和縣教堂,舉行了婚禮。對於楊虎城來說,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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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的裙和續范亭的血

 蔣介石對於中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向來是一個“剿”字:對於井岡山一次次“會剿”;對於江西中央蘇區五次“圍剿”;紅軍被迫長征,來個前堵後截;紅軍到達陝北後,則來個“西北剿匪”。

 面對著日本的侵略,蔣介石的“名言”是“攘外必先安內”。此言出典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的《致全國同胞電》。同年一月三十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的宣誓儀式上,對這一方針又作了如下解釋:“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成功。”

 蔣介石把意思說得很明白,那就是只有先消滅中共,方能抗日。

 隨著日軍步步深入,國土成片淪陷,抗日呼聲日益高漲,對於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不滿愈加強烈。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忽地收到一個包裹,內中是一條裙子!是誰給蔣介石寄裙子?幹嗎給蔣介石寄裙子?包裹內放著署名何香凝的一首詩。何香凝,廖仲愷夫人也。她的詩,全文如下

 為中日戰爭贈蔣介石及中國軍人以女服有感而作

枉自稱男兒,甘受倭奴氣,
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
吾儕婦女們,願往沙場死,
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


 消息傳出,一時間成為新聞笑談。


 剛剛爆過笑的新聞,又爆出哭的新聞: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南京中山陵祭堂前忽地傳出一聲慘叫,一位男子用短劍自戕,血流一地。他的司機急送他至醫院,因搶救及時,才算免於一死。

 此人便是國民黨“五全”大會代表、中將續范亭。他在自戕前,留下《哭陵》一詩:

謁陵我心悲,哭陵我無淚;
瞻拜總理陵,寸寸肝腸碎。
戰死無將軍,可恥此為最;
靦顏事仇敵,瓦全安足貴。


 續范亭的詩,道出國民黨內抗日軍人的心聲,恰好和何香凝的詩相呼應。

 何香凝贈裙,續范亭自戕,是中國抗日大潮中的兩朵花。全國上下,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抨擊日烈。

 最使蔣介石惴惴不安的是,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主席的胡漢民,原是人所共知的國民黨右派,卻居然發表與“攘外必先安內”相左的言論:

“與其亡於日,毋寧亡於赤!”
“寧願掛紅旗,不願掛日旗!”

 蔣介石審時度勢,意識到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會危及他的地位。雖說他仍在那裏“剿共”,卻在暗中派出密使,希冀跟中共進行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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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上海血戰日軍

 蔣介石是一個爭議頗多的人物。不過,不管怎麼說,通觀他的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們讚賞的:一是領導北伐,二是領導抗戰,三是振興臺灣經濟並堅持一個中國。

 雖說蔣介石對於抗日曾有過一個曲折的過程:先是“不抵抗主義”,寄希望於妥協,而且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導致發生了西安事變。然而,在西安事變促進之下,他轉為抗日,成為中國的抗日領袖。

 蔣介石領導著三百多萬國民黨軍隊,跟日軍展開了三次大搏鬥:淞滬會戰、南京會戰、武漢會戰。就在蔣介石就任陸、海、空大元帥的第二天,隨著“八一三”的槍炮聲大作,日軍猛撲上海,淞滬會戰便開始了。淞,是因為黃浦江又稱吳淞江。淞滬,即上海。那時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稱淞滬警備司令部。淞滬會戰,又稱上海會戰。日軍的戰略,確如蔣介石所言,乃是速戰速決。日軍在突襲上海之時,便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進攻上海的日軍,達二十多萬人,有三百多門大炮,二百多架飛機,幾十艘兵艦。面對強大的日軍,蔣介石調集了自己的精銳部隊七十三個師迎戰日軍——當時,蔣介石可調動的部隊總共約一百八十個師,他這一回投入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何況大多是他的嫡系部隊,表明他確實下了抗日的決心。

 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也差一點遇險。那是在十月間,蔣介石夜巡蘇州前線。忽地幾十架日機闖來,狂轟濫炸,蔣介石躲進火車站月臺。所幸月臺未被炸中,蔣介石因此脫險。

 宋美齡奔走於前線,慰勞戰士。十月二十三日這天,她和端納以及一位副官在上海乘車慰問傷兵。下午四時多,空中出現了日軍飛機。司機一邊開車,一邊不時仰望天空。一不小心,急速賓士的汽車駛離了公路,翻在路邊,一下子把宋美齡甩到了爛泥地裏。端納倒是安然無恙,他跳下了車,疾步奔向蔣夫人。據端納回憶,宋美齡躺在離車二十英尺的溝渠裏,滿臉污泥,不省人事。

 端納和副官趕緊把宋美齡抬到附近一戶農民家裏。那時的宋美齡只穿著普通的衣裝,看不出是一位貴夫人。端納見到宋美齡尚有呼吸,放下了懸著的心。端納唱了起來: “她輕鬆地飛向天空,秋千上那勇敢的少女……啊,夫人,醒醒! 我希望你現在能看一看自己,你絕對是個美人! ”

 在端納的歌聲中,宋美齡漸漸蘇醒,端納笑了。司機把車子修好了。端納問宋美齡:“你還要去看望傷兵嗎? 你自己也成了傷兵了! ”宋美齡答道:“去! ”宋美齡去幾個營地慰問之後,回到了上海。經醫生檢查,她斷了一根肋骨。她不得不臥床休息了一個星期。端納去看望她,宋美齡問: “我受傷的時候,你怎麼還唱歌?”端納笑道:“一個女人倒下來的時候,如果說她受了傷,也許她再也爬不起來。”那時,蔣介石夫婦出入于日軍的槍林彈雨之中,確實是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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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趣句

抗日前某黨與國民黨談判的四項條件:
一.立即發動抗日戰爭;
二.開放民主自由;
三.釋放政治犯;
四.恢復民眾組織和活動,保護民眾愛國運動。



 據云,蔣介石曾咒駡,是日本人幫了中共的大忙——日軍侵略中國,逼得蔣介石不得不放下“剿共”之刀,和中共一起去打日本人:
 抗日前:蔣介石擁有三百多萬軍隊,而毛澤東手下只有數萬部隊。
 抗日後:國民黨軍隊為四百三十萬人,中共軍隊為一百二十萬人。


歷史給了毛澤東和蔣介石不同的機遇: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共得以大發展;朝鮮戰爭的爆發,卻使蔣介石在臺灣站穩了腳跟。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回憶錄《領袖們》一書中寫及:
 “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不會星火燎原。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將如火如荼燒下去,直至化為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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