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少年時

天亮了還是這樣黑,天黑了還這樣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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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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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少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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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東少年時 

 霍英東原籍廣東省番禺縣,1923年5月10日,出生於香港一個水上人家。祖父霍達潮,曾擁有大風帆船,來往於省港澳之間,從事貨運生意。但當霍英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家境已相當困難,全靠父親租船駁運貨物維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艱辛,他們全家窮得連鞋都穿不上,無論寒冬酷暑,都是赤腳行走。有一次過舊曆年,他父親第一次穿雙新鞋上街,在小攤檔把鞋脫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雙腳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發現竟然沒有把鞋穿回來,因為向來沒有穿鞋的習慣。

  那時沒有天氣預報,水上人家生命毫無保障。霍英東的兩個哥哥就在一次颱風中沉船喪生,一個5歲,一個7歲。他的母親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風浪中翻船淹死。大約是在霍英東7歲那年,父親患病不幸去世,年僅40多歲。因為染病時間很長,天天用中草藥治療,把本來就很有限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死後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島上。

 父親去世以後,霍英東一家生活更加困難了。那時,他還有一個9歲的姐姐,一個5歲的妹妹,生活的重擔全落在他母親身上。 母親是一位頑強、刻苦、勤奮的人,在那多災多難的日子里,她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折服,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勞,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經營下去。這駁運生意就是與外海的貨輪接洽,代它們把貨物用小舢舨運到岸上來。當時接運的主要貨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沒有駁船,從輪船貨主那兒把生意接下來,然後分給舢舨客駁運,從中賺取微薄的傭金。因為霍英東父親在世時人緣很好,母親又豁達得體,多數的貨主和舢舨客都頗為同情這一家孤兒寡母,日子倒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自己目不識丁,但希望自己的兒女知書識墨。大約在霍英東6歲那年,便由別人背著去拜師啟蒙。接著在帆船同業義學就讀,那是免費的,他家住在船上,隨處漂泊,上課很不正常,有時放學後連船也不易尋找。到第三班時,轉入敦梅小學。這間小學是要收費的,其中有一個免費班,但僅招收30人。學生要作一篇文章應考,霍英東還是考上了,而且在錄取的名字中,第一個便是他。

 後來,他又轉讀皇仁書院。書院的學制是倒過來從第八班開始的,相當於初中一年級。那時,書院的第八班,共招三個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數是經過老師、家長及各種關係介紹入學的,真正通過考試錄取的不足10人。應考時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東也是第一個被錄取了。

 霍英東在校讀書很是勤奮,成績總是排在前幾名。他後來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後,偶有成績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臉紅。」在皇仁書院,霍英東算是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除了完成學校規定的學業之外,他還廣泛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如《金銀島》、《魯濱遜漂流記》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當艱辛的,因為皇仁書院學費很高。為了省下一點錢,霍英東常常不坐電車,花半個鐘頭急步上學。在學校里他最喜歡的課外活動便是踢球,大概因為他當時身體比較瘦弱,想煉出一副強健的體格。不過,他不敢踢得太久,總是匆匆地踢三幾十分鐘便急著跑回家,因為要回去幫助媽媽記帳和送發票。

 他後來回憶說:「這種緊張生活,經常弄得我筋疲力盡,頭昏眼花,甚至神經衰弱。不過,這對於我又是一個極好的鍛煉,使我後來走出社會以後,不管生活多麼艱辛,工作多麼繁忙,自己也不怎樣畏懼,倒是能夠從容對付。」 霍英東在皇仁書院讀到第三班,算來這已是高中畢業,進入大學預科。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開始進攻香港,霍英東的學業也被迫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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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淪陷的日子 日軍佔領香港時,霍英東母親和人合夥購置的「興和」小火輪給日軍徵用了,生活沒著落,他也失學了。

 和當時許多人一樣,初時靠擺賣家里的衣服雜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著他到輪船上去做火伕。輪船是燒煤的,他做鏟煤工,這是他的第一個職業,那時他才18歲。 霍英東幹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幹了9個月,在老闆裁員時給解雇了。

  不久,霍英東花了10元日本舊軍票,托人介紹到太古船塢掄大錘打鐵。霍英東雖然當過火伕,但還是幹不了這種要求極嚴的重活。接著又有人叫他轉到風炮鉚釘處,霍英東掄起那吧吧直叫的風炮,震得雙手一直打抖。於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軍隊擴建啟德機場,徵集大量勞工,霍英東經在機場里做事的朋友介紹,進了機場當苦力。工錢是每天七毫半,因糧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給六兩米,扣去二毫,實得五毫半。機場在九龍,早上七點半上班,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兩小時,每天都幹得筋疲力盡。

  那時,他很想學一門技術,有了一技之長,就不用這樣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學什麼呢?有一次,他提著50加侖重的汽油桶,因為力氣不足,壓傷了指頭。有一個好心的主管見他身體瘦弱,勸他不如幹別的工作,霍英東便趁機提出學開汽車,主管竟然答應了。 霍英東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學到技術可以返內地開汽車,離開淪陷的香港了。但那時的人很保守,不願教。學師的照例要先幹一兩年雜務,然後才學技藝。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師傅如何操作,這叫做「偷師」。每當師傅察覺到,便立刻藉故支開他,叫他拆電池。當時轎車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貨車,晚上停放在機場上。一天,下午5時多了,車已停好,霍英東洗車時,看見有輛車的車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著試開汽車。但剛巧停車時車輪歪斜著,汽車啟動撞到另一部車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頓,這份工也丟了。

  不久,霍英東進了太古糖廠,在化驗室工作。他做慣粗工,笨手笨腳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學點技術,常常弄出點事。一次,和另一學師仔用硫酸學制氫氣,並用火點燃,氫氣將空氣中的氧氣混合,轟隆一聲巨響炸開了,他滿臉玻璃碎片。糖廠的人以為是炸彈爆炸,結果又被廠方辭退了。

  日本佔領香港時,全港實行米糧配給,他又到倉庫去幹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環貨倉處上班。初時以為秤大米不難,幹起來卻不是那麼回事。他在這邊過磅,倉庫在那邊驗收,還要趕火車運往新界。一批苦力扛著米包排長龍,等著過磅,要稱准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倉庫又不肯收,手腳稍為慢些,排隊等候的苦力就緊催,這份差事也難幹下去。

 1942年,母親傾其所有,連金鏈也賣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灣仔鵝頸街開了間雜貨店,取名叫「有如」。其實本意名為「有和」,但登記辦證時寫得太潦草,誤寫為「有如」,也就將錯就錯。 這家雜貨店由霍英東管理,每天早上六時多開店,洗漱剛畢,顧客便陸續蜂擁而來。有時一下子來十多人,都要招呼妥當,站在路邊兜攬住,免得顧客跑到別檔去。一個顧客往往要買幾樣以至十多樣,什麼蒜頭、豆豉、鹹菜、鹹魚等等。他拿著秤,手勢要快、要靚,不然,顧客便不滿意,說給少了。在機場幹活雖然吃力,但不必動腦,在雜貨店里卻整天要料理這樣那樣。就是吃頓飯也不得安寧,得站著吃,隨時準備招呼顧客。 到了晚上10時,夥計紛紛放工逛街,霍英東還得留在店里煮醬料、添甜醋,調製醬油。

 日軍佔領時期,樣樣都缺,都得自己製作。深夜12時了,還要封蓋好一切雜物。店內老鼠橫行,什麼都咬,蠔豉、髮菜……樣樣都要收拾好,才能離店。一年365日,天天如此,一個小時也偷閒不得。 在這段日子里,霍英東起早貪黑,奔波勞碌,但「那是經營生意的好訓練。」

 由於他細心精明的經營,雜貨店的生意日漸興隆。這段生活,對霍英東是很好的磨煉,他從中獲得經營管理的良好訓練,培養了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處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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