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學與幸福指數

天亮了還是這樣黑,天黑了還這樣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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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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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學與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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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學與幸福指數

 “幸福學”是國際上一門新興學科,起源於西方社會。有人說幸福是一種感覺,這似乎有些抽象,幸福是實實在在的,表示幸福的指數便是東方首創的國民幸福總値GNH(Gross National Happinness)。

 幸福要有一定物質基礎,豐衣足食,住裝修樓房,家電齊全,生活現代化,這叫物質文明。貧窮饑餓,疾病纏身,與幸福無緣。有人還用阿Q精神遮羞,美其名曰:窮光榮。眞是可悲!但金錢和物質僅僅是給人們帶來必不可少的幸福的因素之一,幸福與否還取決於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的素質等多種因素。

 近年來,社會上流行一句話,叫: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萬萬不能!這話似乎有道理,但有些偏激,過分強調金錢的作用。我們應該再補充一句話才算完整,即:精神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精神也是萬萬不能的!幸福來自物質(金錢)和精神兩個層面,缺一不可。

 在西方經濟學裡有一種叫“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這一規律說明,具有相同的財物,對於不同需求的人,其幸福感覺是不一樣的。在GDP(國內生產總値)增高到一定限度時,人們從中獲得一單位物質中所得的追加的滿足感,會隨着所獲得物質的增多而減少。

 譬如:在內地過去三年困難時期,我們赴山區給食堂運靑蘿蔔,正値三九嚴寒大風天,又冷又餓,中午回到食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聞到熱氣騰騰的老米飯香味。

 而現在下館子光飮酒吃菜,連主食都不吃就飽了,別說稻米飯香味,連魚肉味都覺得不香了。這叫“餓了吃糠甜如蜜,飽了吃嘛嘛不香”。有學者把這種現象上升為理論,稱之為“幸福遞減規律”。

 學術界的多項硏究證實:在經濟發展水平很低時,收入增加能相應帶來幸福快樂。當人均GDP達到高水平(四千至五千美元)後,幸福快樂效應開始遞減。

 以美國為例,幾十年中人均GDP翻了幾番,但美國人幸福程度沒有隨之提高,反而由於“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死了兩千多美國兵)、以及失業等原因,心理壓力大為增加。由此證明:美國是世界首富,但美國人不是最幸福的。

 有趣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創建了“幸福學”理論,而把幸福作為檢驗國家發展的標準GNH(國民幸福總値)的創始人卻在東方。他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只有八十萬人口的佛敎國不丹。

 他叫扎勒曲宗,是不丹首都廷布大學經濟學敎授。他首先提出:如果GDP(國內生產總値)和GNP(國民生產總値)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的話,那麼我們不丹政府還必須制定一個衡量國民幸福快樂的標準。

 二○○一年扎勒曲宗寫成奏折(建議)及GHN計算方法呈交國王,最終獲得批準。並於每年二月向全體國民公佈上一年度的GNH數字。借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讓國民切身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

 不丹國王認為:政府應該關注國民的幸福快樂,並以實現國民的幸福快樂為最終目標。在這執政給國民福祉的理念下,促進了政府的工作效率,節省了辦公開支。

 不丹每年提出由政府廉政善治,經濟增長、文化敎育發展和環境保護等部分組成的GNH指標,以考核政府的政績。凡來不丹旅遊的西方人都說:“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値眞好!我們來到心靈的家園!”

 相對於GDP而言,GNH更能體現人的本質要求。人們最終目標不是財富而是幸福。幸福是物質的,有時更是精神的。錢多錢少,夠花就好,月圓月缺,開心就好。我們要以積極向上健康樂觀的心態去爭取和諧幸福與美滿的生活。

劉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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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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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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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錢更重要的

  “有錢就有幸福嗎?”這種題目,相信連初中生都厭煩了,因為從小老師就敎導我們幸福不是用財富多寡來衡量的,所以有錢不一定有幸福。可是,到我們稍稍懂事後,又會學到另一句話,而且覺得這句話是至理名言: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卻萬萬不能!

 這句話,正好刻劃了當下中國人的金錢觀。新華網的發展論壇有人弄了個老套題目來做調查:“金錢不是萬能:但當今社會沒錢能‘幸福’嗎?”結果有三百五十多票認為“財富多寡直接決定幸福程度”,佔了八成多;而認為“跟幸福程度沒甚麼關係”的,只有三十一票,相差十倍!總之,當今大部分中國人認為財富與幸福成正比,原因也是你我皆知甚至身在其中的:“一個普通職工幹一輩子,不吃不喝買不起一套普通房子,談甚麼幸福感?!看個小感冒得普通職工一個月的工資,小老百姓生了病大都自己到藥店買藥,談甚麼幸福感?中夜四五歎,常為柴米憂。一家人能健康、平安嗎?知足常樂也有前提的。”當今天還在擔心明天有無米下炊時,眞的談不上甚麼幸福感的。正如澳門老百姓雖有四千元落袋,但看着不斷飆升的物價,知道那四千元不過是打水漂般稍稍過手便要花出去,心情又怎會開朗?

 因此,硏究錢與幸福的關係其實很虛偽甚至很涼薄,因為誰都明白貧賤夫妻百事哀。倒不如來聽聽老百姓對“錢與幸福”這個題目在道德論之外的看法:“比起金錢,當今社會更缺少公平,法治和正義帶來的幸福。把金錢和幸福直接關聯起來,是中國人不得不適應強大政府GDP至上主義引導出來的社會環境。”“當社會規則不合理不明晰,當社會不以‘合理’判對錯、而是以‘強弱’論輸贏時,金錢,就會成為最直接的力量體現。在這種情形下,沒錢沒權不被人家欺負死嗎?能有多少幸福可言?”

 也就是說,幸福的量度在金錢外還有其他標準的,比如公平,比如正義。有時候,能在一個公平正義的地方生活,比在一個只有錢卻沒有公正的地方,更讓人感到幸福。

尤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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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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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居民幸福指數研究


住大屋月入三、四萬者自覺最幸福

 【本報訊】什麼人會感到幸福?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住大屋及月收入三至四萬元的受訪者的幸福感最高,而年青人和本科生的幸福感都分別較長者和中學程度以下的受訪者低,月入過萬元的博彩從業員的幸福感在主要行業中也是最低的。不過,整體上澳門居民的平均主觀幸福感為七十點三分,與香港的相若。

 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經濟學會昨天就「澳門居民幸福指數研究」成果舉行發佈會。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表示,澳門自博彩專營權開放以來,主要由旅遊博彩業帶動的經濟增長速度舉世觸目,澳門的物質財富有顯著的提高。但是,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帶動了房價飆升、通脹加劇、貧富差距加大等問題。澳門市民的幸福感是否與經濟發展同步得到提升?甚麼社會政策能讓澳門市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居民幸福是建設和諧澳門的重要依托,因此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社會的關注以及學術界的深入研究。

 他說,為了配合特區政府「以人為本」、「科學決策」的施政理念,澳門理工學院去年和澳門經濟學會合作完成了「澳門居民幸福指數研究」科研項目。這項研究目標為調查澳門在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環境下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分析影響澳門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試圖為提高澳門居民幸福感指數提出理論與實踐建議。他希望研究報告可以為政府政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並引起社會對居民幸福感的更大關注。

女性主觀幸福感較男性強

 這次研究採用電話調查訪問的方式,訪問了一千零十位年滿十八歲的澳門居民。調查以零分為十分不幸福,以十分為十分幸福。據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介紹,研究結果顯示:

 女性的主觀幸福感明顯高於男性;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幸福感得分最高,高於中青年受訪者;
 而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的受訪者幸福感得分最低(六點六八分)。

 家庭人均居住面積在一百平方呎以下受訪者的幸福感,顯著低於居住二百至三百平方呎及三百至四百平方呎兩類受訪者。
 失業/待業人士的幸福感最低(五點八分),
 家庭主婦的幸福感最高(七點六八分)。

收入方面:
 月收入三萬至四萬元和二萬至三萬元受訪者的幸福感最高,分別為八分和七點四分;
 而月收入三千元以下和三千至五千元受訪者的幸福感最低,分別為六點七四分和六點八二分。

信仰方面:
 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比沒有宗教信仰的幸福。

家庭方面:
 已婚/同居者比未婚者幸福,
 已婚女性又比已婚男性幸福,
 已婚且有子女的受訪者又比已婚而沒有子女的受訪者幸福。
 (但意想不到“未婚、已婚 / 同居、離婚、喪偶”中,幸福感最高竟然是“喪偶”,當然“離婚”最不幸福。)

教育方面:
 教育對主觀幸福感正負效應並存,具碩士研究生或以上學歷的受訪者幸福感比本科生高;而本科生雖然工資和學歷都比中學程度以下的受訪者高,但幸福感卻比中學程度以下的受訪者來得低。

博彩 公務員 建業業幸福感最低

職業方面:
 從事製造業、交通運輸業、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業受訪者的幸福感最高;
 奇怪的是,從事博彩業、政府機構的和建築業的受訪者的幸福感卻是最低的,得分分別是六點七七分、六點八分和六點七八分。

 柳智毅表示,澳門整體居民的平均主觀幸福感為七十點三分,與香港(七十點一分)的相若。但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受訪者之間幸福指數的差距都較大,反映兩地不同群體的幸福感存一定的差異。

青年大學生眼高手低自覺不幸福

 至於為何青年人和大學生會感到不幸福,他認為主要是他們眼高手低,對自己有較高的期望,也與他們的出路相關 。他建議政府加大力度開發人力資源,增強在職人士的幸福感;做好青年人職業生涯規劃,加強學歷教育及在職培訓,重視多元高端人才培養,以及提升僱員素質及增強就業競爭力,加快保障職工最低工資等等。

 柳智毅還建議政府應研究和制定「幸福政策」,不應過度依賴GDP等純經濟指標;參考及借鑑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以及建立完善的公積金制度;多組織及參與義工及慈善活動;有效管理個人的期望/欲望;走向善治,努力打造澳門成為幸福城市。他認為,幸福並不是必然的。居民幸福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個人努力。


正報
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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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與GDP

 幸福感的話題由來已久,只是近幾年出現的頻率比較大而已,因為物質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追求幸福的人越來越多,而不再僅僅局限於生存意義。

 今年年初,來自日本的消息:中國GDP總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除了媒體譁然以外,國內的老百姓沒有甚麼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不管GDP是多少,老百姓的感受最重要,更何況中國的統計資料歷來讓人懷疑——哪一份政府報表裏不能擠出幾兩水來?

 “兩會”召開後,崇拜GDP的時代宣吿結束。個人認為,GDP本身沒有錯,追求它更沒有錯,但為了GDP可以不惜一切,甚至犧牲人的尊嚴和生命,那就大錯特錯了。

 追求GDP的終極目的是甚麼?作為經濟精英、政治寵兒,應該從GDP的光榮與夢想中,看到窮人的身影,聽到老百姓的心聲,切莫誤導國際社會:我們已經很富強、很強大,我說話你得好好聽着,否則……否則的後面,如果出現的還是往常外交辭令或者過過嘴癮,那就有失大國的尊嚴了。眞正的國際話語權,絕不僅僅來自於GDP。別以為GDP居世界第二,人家就會情不自禁地仰望着你。國際話語權是綜合實力的具體體現,旣有硬實力,也有軟實力,譬如文化、文明、尊嚴、幸福感等等因素。問一問十幾億中國人民:“你幸福嗎?你富有嗎?”保證一片茫然,比大海還要遼闊。

 網路調查得出結論,影響我國公民幸福感的十大關鍵字是:社會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個人收入、房價調控、醫療改革、物價調控、環境污染、食品安全、敎育改革。

 GDP都名居世界第二了,為甚麼還有這麼多問題讓老百姓不滿意呢?官員和老百姓難以想到一塊。官員要的是GDP,要的是仕途暢通;老百姓要的是幸福感,要的是安全感。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成果輝煌,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問題在於這切割輝煌蛋糕的刀始終握在政府的手裏、官員的手裏,老百姓吃到嘴裏的只是一些掉下來的碎屑。請問,老百姓一輩子能坐幾次飛機?能走幾回高速公路?即便有人偶爾坐上幾次,也是私人掏腰包,繼續支援國家建設,而公務人員,特別是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心安理得地充分地享受着改革開放的最新成果,回到單位還有出差補助費。

 這些年的GDP確實上升很快,但它是資源換來的,是環境換來的,是老百姓的血汗換來的。當辦公室裏的空調調到最低檔時,老百姓還在戰高溫、奪高產;當空氣被污染的時候,官員們正在享受水岸風情和濃郁的負離子。一句話,自然環境被破壞,生態平衡被破壞,最終埋單的還是老百姓。一個地方環境變得不再適宜人居住,但官員還是有錢換一個環境生存的,留下來還是底層的老百姓。百姓守望故園,官員處處是家。

 這些年來,GDP鋪就了一個又一個官員的升遷路,圓了一個又一個官員的夢想。官員的路走得越遠,夢想實現得越快,官民之間的差距就越大,老百姓就越沒有幸福感而言。

 幸福甚麼時候來敲門?現在不知道。有一點可以肯定,它正在朝我們走來,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

包光潛(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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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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